人大代表进社区，居民急难愁盼问题被“接单”

内容摘要：　《立法法》起草的过程正体现了前述制度转化上的差异。

《立法法》起草的过程正体现了前述制度转化上的差异。

而从行政管理方式创新入手，由易到难地从管理方法到管理机制再到管理体制逐渐革新，正是人们选择的一个理性、可靠、高效的行政民主之路，是中央确立的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基本方针仅从这几个法律条款，便可管中窥豹地把握条理法的基本轮廓。

《民法通则》第六条规定：民事活动必须遵守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应当遵守国家政策。柔性行政方式的法律依据，在多数情况下是法律、法规、规章作出的具体规定，也可能是法律、法规、规章确立的法律原则，在一些情况下还可能包括立法目的、立法精神、法律价值以及特殊条件下的社会公德、当地习惯、国家政策等成文或不成文的广义法规范，它们也被称为条理法。（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行政法研究所所长） 进入 莫于川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行政方式 。简言之，如何推动刚性为主的存量行政管理方式的民主化改造，柔性为主的增量行政管理方式的积极运用，从而形成以人为本、刚柔并济的现代行政管理和行政法制模式，这是摆在行政管理和行政法制实务工作者和学者面前的紧要任务。例如，在我国现行法律文件中就有如下关于法律原则、国家政策、社会公德、当地习惯等条理法的具体规定：《民法通则》第四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

与刚性管理方式相对应、相配合，近年来体现行政民主性的体制创新、机制创新、方法创新越来越多，正在改变行政管理和行政法制的面貌。《物权法》第八十五条规定：法律、法规对处理相邻关系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围绕着国家权力的运行，这里主要讨论网络治理中的行政过程控制。

这将在下文中继续进行讨论。自由化的程度可以用来衡量民主化的条件{9}11。前文已经讨论的软法中纠纷解决机制和权利救济机制就是典型表现。一、自由化及其影响：网络公共空间的治理挑战 与哈贝马斯钟情的布尔乔亚公共空间以及后来发展起来的大众传媒公共空间相比，网络公共空间的参与人数更多、公开性更强、接触面更广、信息流通更快、门槛更低，内容也更加多元化，同时具有即时性，并可运用多媒体资料，冲击性更强，这就造成了公共空间的结果转型{8}。

微信公共账号被视为比较典型的网络公共空间平台。其中，过程主义强调相关主体参与的过程。

事实上，国家应当设计出真正的有效的听取网络民意的机制，并积极回应网络民意，这才是治本之策这种治理行为不完全的封闭性也会影响到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和治理的效果。对于司法能否担当治理者，不无争议。针对网络公共空间的兴起、扩张和发展，法治不仅能够在制度层面提供治理的渠道，也有利于实现不同价值和利益之间的协调和利益主体的自我约束。然而，这种权力及其行使具有非常强烈的公共性，也非常容易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

这个界定的范围是非常宽泛的，包括了国家法中的软法规范、政治组织创制的自律规范和社会共同体创制的自治规范{21}366。本文的正文共分为六部分。【关键字】网络公共空间。这种政治讨论手段——公开批判是前所未有的。

其二，通过网络传递（普及）知识和政治见解，促成多元化倾向。网络公共空间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人虚化为账号，行为表现为言论，影响力来自于信息交换，这些特点决定它可以更依赖软法之治。

本文并无意于描绘网络公共空间治理法治化的全部内容，而是意在提出了一个大致框架，阐释部分核心问题，包括治理的对象、目标、工具、模式和国家行为边界。其二是刑事责任：以新近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两高解释）为核心。

{5}法治是现代文明的成果，它可以约化为法律的治理，强调法律在治理过程中的最高性，权力必须遵循法律的规定{6}。整体上看，朋友圈能够共享信息和意见，也能够借助其他媒介形式获得更大范围的传播，忽视这种现象显然是不明智的。当网络公共空间发展体现为政治过程时，利用法治将其规范化、程序化就显得格外重要。相关行业组织发布了一些倡议、行为规则指南、网络言论和行为的标准，呼吁、影响和约束公民的行为，例如北京网络媒体协会就发布了关于清理整治网上低俗内容的倡议书，首都互联网协会发布坚守七条底线倡议书等，其中的一些规则也可以被视为软法。狭义的法治社会仅指政党和其他社会共同体行使社会公权力过程的法治化{17}。微博就是一种重要的意见平台，它具有公开性、快捷性、互动性强等优点。

（二）造成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精神失常、自残、自杀等严重后果的。信息自由的积极自由属性还表现在它仰赖于一个开放的、自由的网络和信息沟通平台，平台的建设直接影响到了自由的实现。

严格来说，在网络公共空间的治理过程中，软法扮演着最高标准。总的来说，公众基于新媒体/自媒体的匿名性、虚拟性、交互性强、传递速度快等特点，能够无所顾忌地讨论公共事务和批评政府及官员，使得监督更加直接、深入和有效{11}。

还有人提出，浏览5000次、转发500次的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如何执行，明知而散布以捏造事实诽谤他人论是否作了扩大解释，信息网络能否被视为公共场所等。网络公共空间的扩张表征社会的自由化，也彰显着民主化的前景。

简单来说，网络公共空间治理的目标分别是建设法治社会和控制国家权力。网络提供了一个空间供大家参与和讨论。因此，所有的问题都集中到基本权利限制的正当性是否充分，即国家行为侵入公民自由权的限度是否适当。同时，网络公共空间的门槛低、成本小、效率高，容易打破政府设置的信息壁垒和监管壁垒，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资源不平衡、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19}但这仍然是从调整公民之间关系的视角所做的判断。网络公共空间的软法，一方面是照搬了国家法中限制言论表达的那些规定，另一方面也会将将限制言论的规定进行细化，以适应现实生活中可能出现的不同情况，这种细化就有可能将言论及表达的界限标准提高，向更严格的方向推进，出现针对网络言论的更高标准。

同时，这种自治契约又受到硬法的指引，并通过硬法来补强自身的合法性，以及获得部分的强制力来制约极端行为，有利于防止自治共同体的崩溃。它间接作用于治理，即作为软法之治、过程控制的后盾。

这是公共空间的本质特征。《宪法》第35条有关言论自由的规定、第41条有关监督权的规定和第2条有关民主的规定都能够作为公民参与网络公共空间的依据，也说明了公民基本权利的界限。

另外，国家颁行了一些不依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但又有一定约束力的指导性规范、硬法中的缺少制裁的部分规范。【参考文献】 {1}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32. {2} Beate Kohler-Koch， Rainer Eis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ance in the European Union [M]. London: Routledge Press，2006， p.14. {3}哈贝马斯.公共领域[G]//汪辉，译.汪晖，陈燕谷.文化与公共性.上海：三联书店，1998:125-126. {4}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J].求是，2014，（1）. {5}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171. {6}张千帆.宪法学导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6. {7}秦前红.比较宪法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8}苏钥机，李月莲.新闻网站、公共空间与民主社会[J].二十一世纪（香港），2001，（2）. {9}吉列尔莫·奥唐奈，菲利普·施密特.威权统治的转型：关于不确定民主的试探性结论[M].景威，柴绍锦，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 {10}吴啟铮.网络时代的舆论与司法——以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为视角[J].环球法律评论，2011，（2）. {11}李少文，秦前红.论微博问政的规范化[J].河南社会科学，2011，（4）. {12}秦前红，熊威.从网络公共领域看网络立法[J].中国法学，2014，（专刊）. {13}张千帆.中国宪政的路径与局限[J].法学，2011，（1）. {14}秦前红，李少文.微博问政的规范化保护需求——基于社会管理创新的视角[J].东方法学，2011，（4）. {15}秦前红，陈道英.网络空间言论自由的法律界限初探——美国相关经验之述[J].珞珈法学论坛，2003，（3）：1. {16}檀有志.网络空间全球治理：国际情势与中国路径[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12）. {17}姜明安.论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的相互关系[J].法学杂志，2013，（6）. {18}罗豪才，宋功德.公域之治的转型——对公共治理与公法互动关系的一种透视[J].软法与公共治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1. {19}陈灿祁.我国公民个人网络信息保护的困境与出路[J].天府新论，2013，（6）. {20}王晓宇.网络信息安全立法之我见——以《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为视角[J].绿叶，2013，（6）. {21}罗豪才，宋功德.软法亦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22}江利红.论行政法学中行政过程概念的导入[J].政治与法律，2012，（3）. {23}赵阳.法学专家释疑两高网络诽谤司解五热点[N].法制日报，2013-9-26（005）. {24}李晓明.诽谤行为是否构罪不应由他人的行为来决定——评网络诽谤司法解释[J].政法论坛，2014，（1）. {25}汉娜·阿伦特.人的条件[M].竺乾威，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26}张千帆.宪政原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27}张翔.基本权利的受益权功能与国家的给付义务——从基本权利分析框架的革新开始[J].中国法学，2006，（1）. {28}陈慈阳.宪法学[M].台北：元照出版公司，2005:401. {29}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98. 进入 秦前红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网络公共空间 法治 。（图略） 图2国家义务与权力的边界 六、结论 网络公共空间的勃兴改变了传统的政治和社会生活。这是因为尽管软法是更高、更严的标准，但软法本身也提供了比较充分的救济机制，这个救济机制的门槛显然更低、公开性更强、获得认可的可能性更高。

当以国家义务之履行检视治理行为的合宪性。2012年出台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以下简称《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能够直接针对网络公共空间发挥作用。

它本身就是一个沟通理性的平台，是实现公众参与基本路径。服务商行使的执法权在治理体系下就有了更大的存在价值。

五、权力边界：国家的积极义务和消极义务 （一）哪些属公民自由 网络公共空间聚集民意、影响公共事务，也促成了公民自由的扩张。然而，他们并不具有完全的控制力，因为网络是一个直接对话的平台，不同意见的交锋快速、直接，人们获取信息的能力和途径亦空前提高，自我知识救赎的机会也就大为增加。